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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每逢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器逐一打蜡、上油……日前中纪委披露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违纪违法案情称，这种看似正常的雅好交流，就是倪发科受贿的隐秘通道，他多次以把玩、鉴赏、收藏为由，收受企业老板“雅赠”的名贵玉石、名家字画，其中玉石占其受贿总额近八成。办案人员介绍，行贿人与受贿官员热衷于“雅贿”，是经过“精心考量”的。“珍奇古玩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变现手段隐蔽多样。”（2014年01月19日法制网）
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大多有这样那样的“小爱好”，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其中一次收受的和田玉就价值35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余万元。这种腐败形式的新变化，既给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让我们看清了权力风雅背后的肆意妄为。
所谓雅贿，又被称为“优雅式贿赂”，是指行贿人不再送官员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改而送天价香烟、名家字画、珍奇古玩、周鼎宋瓷等，以各种合理合法的借口给领导送钱，而且让领导收得心安理得，觉得自己并没有违反党纪国法，同时又能在拿了钱后达成一种心理上的默契，在今后的工作中给自己以特殊的支持和帮助。
“雅贿”比传统的行贿、受贿方式更具迷惑性，更为隐蔽、更不易被察觉，经常使用一定手段逃避法纪处罚，给办案增加了难度。比如，一幅同样尺寸的字画，贵的上千万元，便宜的几百元，收礼的人可以说：“我不懂，不知道多少钱”，或者说“人家送的时候，说是仿品，收着玩儿、当摆设而已”；而送礼的人也可以搪塞：“我买的是赝品”，或者“画家送给我的，不是花钱买的”，很难定罪。
“雅贿”最为高明的境界，就是明明送了钱，但给人的感觉并没有送，而只是按市场规律给对方支付了一定的“劳动报酬”。比如，帮助刊发文章著作，再给高额稿酬；邀请作品参评，送上奖项奖金；敬请领导题字，奉上可观“润笔费”；请领导到单位演讲，给高额“讲课费”；让领导为企业代言，支付辛苦费，等等。现今随着“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的深入腹地，一些人还采用网上订购、快递寄送等方式，给领导干部送钱送物，以此来实现权钱交易之目的。
“雅贿”之所以盛行，根源在于“雅贪”。尽管我们承认“官员可以有正当的爱好，官员中也有不少收藏家。”但设若官员利用职务优势，在艺术领域进行权力寻租，那就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玷辱斯文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实，贪官们对“雅赠”的价值往往心知肚明，但却往往之说“风雅”不说其他。比如，倪发科就深知“好的玉石玉器绝对是高消费、奢侈品”，“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低调奢华”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故事；层层风雅面纱的背后，也往往藏匿着权钱勾兑的腐败。倪发科收受“雅贿”后，屡次违规为行贿企业主打招呼、跑项目，挪用国家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低价购买探矿权等。浙江海宁一名商人用价值17万元的字画古董，从原副市长马继国那里换来了17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减免。说白了，大多附庸高雅的官员，他们并非都是艺术缪斯的虔诚皈依者，而官员热衷收藏艺术品的背后，多是为了通过艺术这一特殊市场，以期实现权力寻租的利益最大化。
不论是赤裸裸的现金，还是古董艺术品，只要进入了政务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就构成了贿赂，无关“文化”，亦无关“雅”“俗”。我国《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如无法拒绝，应当一律登记、交公，违者将受到纪律处分。但实现中，又有几人能够做到以此为戒、脱“雅”还“俗”的呢？
针对“雅贿”的隐蔽性和多样性，多名纪检干部、专家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时应增加专门的项目如收藏品，发现瞒报及时追究，“如果一名官员年工资收入10万元，审查出他的年收藏品价值100万元，那么就容易发现问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则认为，“雅贿”是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腐败，不能仅从终端、微观层面加大打击，否则就会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防不胜防，而应强化制度反腐，科学地配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预防和治理发生的腐败。
“雅贿”蔚然成风究竟该如何应对，这是诚然是纪检部门应当思考的问题。但在我等草民眼里，“雅贿”成风之根源在于“雅官”甚众。试想，设若各级官员都能够做到不迷本性秉持清廉从政的“大高雅”，还会有这种藏匿着权钱勾兑的“雅贿”与“雅贪”现象发生吗？习近平同志近日强调，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既如此，“雅官”之毒岂可让其残存？！
博主：李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