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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方平，义乌刑事律师，现执业于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秉承诚信、谨慎、勤勉、高效的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name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来，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提供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法制建设尽了绵薄之力;在办案中不畏权贵、据理力争、维权护法，受到当事人和法院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死刑复核权在什么时候起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10月31日表决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中国最高法院行使。这是23年来，中国对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所作的一次最重大改革。
31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个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的法律界人士说，这个修改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有利于从程序上防止发生冤假错案，也有利于在死刑适用上贯彻“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方针。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说：“这维护了中国法制的统一性、程序的正义性，避免了死刑标准上的宽严不一。”
人民法院组织法曾明确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法院核准。
1983年9月，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而对法律作出修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法院行使。
徐显明说：“当时，下放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有其针对性和积极意义，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震慑作用。”
然而，下放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给各地高级法院行使的做法，很快就遭遇到司法实践上的难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说，高级法院经常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1983年的那次修改导致死刑二审与核准在同一个法院，死刑案件缺少了正直意义上的监督。
陈瑞华说：“各地高级法院在死刑标准的掌握上也可能不同，很可能造成在这个省不判死刑的人换到另一个省却要被判死刑的结果。”
由于存在上述原因，加之个别的高级法院在死刑案件事实、证据上把关不严，一些地方陆续暴露冤假错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1996年和1997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先后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死刑由最高法院核准。
两个法律的修改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陈瑞华说：“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已成为中国推进司法改革、维护法制统一、促进司法公正所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2005年，中国最高法院发布的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行使”。
2006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正案草案。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把死刑复核和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分开，从原来的一个程序变成两个程序，是防止冤错案发生的重要程序性环节，也是“给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多一次在庭上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
长期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废除死刑。
肖扬院长曾多次表示，中国现行法律没有相关条款规定要废除死刑，现在的政策是保留死刑、慎用死刑。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专家陈忠林说：“在中国，死刑依然是阻止和预防重大犯罪、保障广大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有超过1/3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保留着死刑，覆盖人口超过全球总人口的50%。
中国的法律专家们认为，中国最终会废除死刑。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张毓茂说：“废除死刑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但它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据陈忠林估计，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全国的死刑数量会明显下降，下降幅度至少在20%。
中国最高法院的一位人士说，为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最高法院正在机构设置和法官配备上作着积极准备。这位人士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新华视点：聚焦死刑核准权之变
网络北京10月31日电10月31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进行修改。
根据这一修改，从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核准权都将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专家表示，这是我国20多年来在最严厉的刑罚——死刑上最重大的改革，是尊重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关键一步。
“坏人神气，好人受气” 严重犯罪活动引发下放死刑核准权
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这是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出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介绍说。
准确的日子是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在此之前，人民法院组织法曾明确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决定当时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当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凶杀、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犯罪活动，是社会治安中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
包括这项决定在内的系列“严打”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次年9月，公安部通报说：198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与上年同期比较，下降了31%，犯罪率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数……过去一些地方出现的“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的不正常现象已经改变。
“下放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在当时有其针对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对当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活动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学专家徐显明说。
但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步伐的加快，下放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做法，遇到了法律上和司法实践上的难题。
死刑标准不一 错案陆续暴露 收回死刑核准权日显迫切
“自1996年、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期间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新刑法后，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呼吁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说。
这两部法律强调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并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问题随之出现。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不统一”“同一刑罚出现两种程序规定”“各地适用标准不一致”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表示：“根据法律规定，死刑案件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高级人民法院便成为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死刑复核与二审的合二为一随之不可避免，因为同一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作出两个不同的判决。”
“各地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标准可能不同，也会造成在这个省不判死刑的人，换到另一个省却要判死刑。”陈瑞华说。
由于程序方面执行标准不统一，加之个别法院在案件事实、证据等方面把关不严，一些地方陆续暴露出差错案件：佘祥林案、李久明案、杜培武案、滕兴善案……
